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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行业分享】Carlos García Vázquez:现代城市主义将重新解读传统城市
添加时间:2020-09-04 丨 阅读次数: 122


三年前,在卡洛斯·加西亚·巴斯克斯(Carlos García Vázquez)出版著作《现代城市理论与历史》之际,我们邀请他进行了一次座谈,主题是现代城市——这个复杂而“不确定的生物”,着重讨论了定义当代城市的三种类别:大都市,特大都市和超级大都市。

从“传统空间规划引领者”(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和建筑师)的角度,这本书阐释了社会、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各自领域中,对城市规划、改造、开发和发展的推动作用。120年以来,城市中心已经从“吞噬人”的机器,转变为个人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堡垒;然而,关于城市的问题依然存在着——城市真的获胜了吗?

“是的,”加西亚·瓦斯克斯说,“但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”

Nicolas Valencia:为什么要从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和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呢?

Carlos García Vásquez (CGV):现代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物,从单一维度是很难理解它的。在城市里,人们与建筑、基础设施共存,共生,共知,共情。也因此,它成为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:经济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符号学,当然,还有建筑和城市研究。在我20年前的博士论文期间,我开始研究城市,我一直希望能有一篇文章将这些知识资源整合起来。

《现代城市理论与历史》一书,便是我的一种尝试,涵盖了传统上引领城市空间问题的三种专业人士的视角——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和建筑师。

为什么在工业革命期间,城市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?

CGV:事实上,城市的剧变并非始于工业革命,而是始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——以汽油和电力驱动的发动机为标志。在我看来,这预示着现代城市——大都市的诞生,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实体。


为什么不是其他阶级,而是中产阶级推动了这场变革?


CGV: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,中产阶级热衷于组织和管理城市,以避免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城市所“吞噬”。


中产阶级是如何实现这一变革的呢?


CGV:实际上,这是跨国公司为主导全球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,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。AEG想在法国销售它的涡轮机,蒂森克虏伯希望其钢铁进入美国市场,西门子试图将其变压器业务扩展到英国。

然而,工人阶级却成为了这些全球扩张计划的主要障碍——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,他们刚刚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。作为回应,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更高的薪水、医疗保险和退休等社会福利。政府则通过了使劳动力市场更加人性化的法律,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取缔童工。在这些新的条件下,无产阶级开始工作,与资产阶级和政府一起,为一种新的、不可靠的经济民族主义铺平了道路,正是这种民族主义使全球陷入两次世界大战。

城市真的成功了吗?

CGV:是的,成功了。这种成功,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将城市作为生产、分配、决策的中心,更重要的是,将城市生活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模式。出乎意料的是,人们在这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中寻找到了自由、匿名和机会——看起来,这是他们个人幸福所需要的一切。然而,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——孤独、不稳定、困惑和身份的丧失。但到最后,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,这是值得的。


如芝加哥学派在19世纪晚期所看到的那样,移民是城市社会学分析的中心。在城市中,移民的作用是什么?


CGV:这一点视情况而定。当谈到向城市迁移时,“移民”这个词是相对的,我们讨论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,而并非跨国移民。在美国,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,它只影响了像芝加哥和纽约这样的少数城市。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,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在很大程度上,仍是一个人口构成与其他德国城市类似的城市。即使在今天,埃及的开罗和玻利维亚的拉巴斯等许多大城市,移民人数也很少,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缺乏经济机会和基础设施。再比如,尽管首尔和东京很富有,但它们接待的外国移民也相对有限。在这些情况下,需要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而不是经济角度来看待城市问题。简而言之,城市与移民之间的联系是相对的。


大都市是如何形成的呢?


CGV:再一次的,这又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推动,他们坚持实证主义的观念,坚定地相信科学技术是解决现代问题的答案。这样的观念产生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结构,从政治家和商人,到专业人士和普通劳动者。这为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。

1900年柏林郊区年轻人的日常生活,与今天的年轻人其实是非常相似的:早上6点起床,坐火车进城,走进一幢有数百人工作的巨型办公楼。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;然而,一直到了20世纪20年代,它才开始塑造城市规划,改变空间发展的方式。这一延迟可以说是建筑领域整体的历史性失误。

为什么会延迟这么久才有所行动呢?

CGV:这是一种失明。我们无法看到现代社会在周遭迅速的兴起,我们被困在学术的象牙塔里,坚持认为建筑的驱动力是艺术和历史。然而,事实截然相反,世界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科学和技术占据已经占据了金字塔的巅峰。这时候,建筑师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引导,或者说与这些新的现代元素一起工作。于是,便产生了许多新旧混乱的大杂烩——配备最新科技的新古典主义火车站,前卫的新拜占庭式酒店,新哥特式购物中心,无数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商店。这些实验的残骸污染了大都市,这是我们失败的证明。


在分区概念出现之前,城市是如何发展的?


CGV:分区制是现代城市主义的基础,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在普鲁士。它代表了城市模式的变化——城市将成为一个生产实体。为了实现不同的功能,人们意识到最好的方法是把不同的功能放置于专门的区域,比如住宅区、工业区、商业区……

今天,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。单纯的分区创造了“睡眠城市”——工作时间中拥挤不堪的城市,在假期便被遗弃了。现在,现代城市主义在很多方面重新发现了传统城市的启示。城市规划开始向垂直方向转型。在中世纪,同一个城市空间会容纳各种各样的城市活动,仅仅因为中世纪的房子是一个多功能单元:底层是商店和花园,二层是工作室,三层是生活空间,顶层是储藏室。于是,便得到了一个全天都保持活跃的,高效和充满活力的城市。

20世纪上半叶以后,都市的卫生设施系统化,内在化,这带来了什么范式的变革?

CGV:这一点带来的不仅仅是范式的改变,还是城市借由工业革命时期的最初变革,就像我们之前说的,从前的城市是“吞噬千万人生命”的地方。1913年,居住在柏林的年轻人只有42%适合服兵役,而在农村地区,这个数字大约是66%。这一统计数据引起了相当的困惑,毕竟,人们认为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比农村居民更高。这使许多人相信,城市的问题与卫生有关,它更多的是一个医疗问题而不是建筑问题。


让我们来谈谈土地投机。它是如何发展的?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?


CGV:现代城市的成长,就如同一笔天大的生意,而19世纪末得土地所有者,则是这笔生意中得捕猎者。颇为讽刺得是,正是最早的城市学家们,为他们武装了盛宴的工具。直到现代城市主义的圣经《雅典宪章》(Athens Charter)的颁布,才终止了这种模式,《雅典宪章》认为,集体利益应置于个人之上,而国家应确保这一点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践行了这一主张:将土地所有权立法,土地仍归私人所有,但在土地上进行开发的权利将由国家分配。这或许可以解决当时的规划危机。这本书谈到了当今的“弱城市主义”,这是一种由不断修订的模糊城市法规来限定城市的主张。这种城市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产物,这样模式下的城市将沦为为富人的宴会厅。

在大都市,我们曾看到过诸如“花园城市”这样的城市乌托邦。但近来,这种想法似乎已经消失了,每个投资人都想在土地上造房子。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?

CGV:这种观点需要更细致地来看待。一方面,确实有许多建筑的形式在经历各式各样的试验,尤其是办公和文化建筑,住宅建筑则往往更加保守;另一方面,新资本主义模式确实更加强调效率,而忽略“远见”。尽管如此,后现代文化依然是一种充满好奇心和创新的文化,推动了着城市模式实验不断向前。

书的最后一部分介绍了一些把自己置于现代城市辩论中心的人物。正如爱德华多•加莱亚诺(Eduardo Galeano)所说:“乌托邦就像地平线。朝前走两步,却后退了十步。那么,乌托邦有什么好处呢?那就是,它至少让我们保持前行。”


Carlos Garcia Vazquez(塞维利亚,1961年),建筑师,塞维利亚高级建筑技术学校建筑构成教授,米兰理工学院(皮亚琴察校区)建筑学院名誉教授。著有《现代城市理论与历史》(Theories and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ty)(2016)、《安提波利斯:太阳地带城市的分解》(Antipolis:The Urban Decomposition of the Sun Belt)(2011)和《千层城市:21世纪的城市愿景》(Puff Pastry City, Urban Visions of the 21st Century)(2004)。均由Gustavo Gili编辑出版。


本文转载自Archdail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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